杜部長和余光中教授的”文學對槓”

繼基測加考作文之後，教育部杜部長和余光中教授的”文學對槓”也再度顯我們的語文教育，隨後的「青少年台灣文庫-文學讀本」也受到不同人士的看法。
筆者統計目前國高中國文教材，文言文在國中出現的比例約佔四分之一，到了高中大增至四分之三，內容涵蓋古文、詩詞曲、便箋手札等應用文體，內容可謂多元，但似乎多了一些。余教授又提出”文言比例提昇論”，希冀再提昇教材的文言比例。筆者並不反對目前文言文的佔有比例，而是反對「文言比例的再提昇」。
不可否認，文言文當然有助於語文能力的加強，但由於時空背景的不同，許多學生對於非生活、非熟悉的文學，多少會抹殺去學習意願; 要以中學六年來跨越此場域的隔閡，似乎不是那麼容易。文言文領域固然浩瀚淵博，但以目前的高中國文、文化教材內容加上老師的補充，足以讓學生稍微了解古典文學的菁華; 真正要提昇學生的語文能力，還是靠廣泛閱讀與引領學生去涉獵會產生共鳴的作品。
究竟“台灣文學”的定義為何?國文教學應不應該和政治沾上邊?在部長及教授的眼中，似乎有著不同的答案; 是作家的背景或是本土意識?雖然台灣近年要求去中國化，但我們也不應該完全漠視文言文的教材，畢竟其能享譽國際，綿延不絕也肯定有它存在的價值，但是在強調本土化的同時，我們是否更應該致力於台灣在地的文學創作及台灣語言?
從另一方面來說，文言文確實也可以與本土的文化相結合。傳統的歌仔戲曾經是台灣紅極一時的鄉土產物，內容卻是由中國文言文的對話轉換為河洛語，再配上中國式的穿著與布局。
如此一來，我們實不應將白話與文言區分的那麼清楚，畢竟語言到頭來，終究是一種使用的工具，既然是一種工具，就不該苛求其運用範圍，只需要求其運用方式。
我們期待這個語文教育議題，能在理性思辨中得到解答，而不是在充滿火藥味下得到結論。